五个孩子如野草 贫贱家庭百事哀
2012-11-23 10:12:46 来源：腾讯--今日话题
五个孩子生前在民政局的一张合影
导语
土屋柴扉，绳床瓦灶，无限凄凉，孩子即便在家与流浪何异？——网友如此评价贵州毕节五个孩子闷死在垃圾箱的惨剧。的确，随着更多细节曝光，我们逐渐理解了这些孩子为何宁愿躲在垃圾箱里流浪也不愿回家
其实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寒舍固然不值得留恋，但更主要的是——没有父母亲情的地方哪是家。我们在《五个孩子闷死是意外吗》中追问学校、追问公安、追问民政、追问社会，但更值得追问的是——孩子们的家去哪了？
01 对于这些孩子，回“家”也不过是另一种流浪
回“家”，没有物质的温暖，更没有亲情的温暖
这两天，一批批的记者踏进了七星关区海子街镇擦枪岩村干沟苗寨，为我们揭示了这里的生存环境。贵州毕节本来就是穷地方，而干沟苗寨又是穷地方中的穷地方，村干部说人均年收入1500元左右，这还不到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水平的1/4。
死去的五个孩子，12岁的陶中井、11岁的陶中红是陶学元家的，12岁的陶冲、9岁的陶波是陶元伍家的，13岁的陶中林是陶进友家的。到这三家探访后，记者们用了“逢雨便漏的土坯房”、“家徒四壁满屋恶臭”或者“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被褥”来描述。
陶学元和陶元伍两家大人在深圳“捡破烂”卖钱，一个月每人挣1400来块钱，寄回家给孩子的钱很少，且对孩子不闻不问。留在家里的孩子们只能互相照顾，平时就吃稀饭盐巴。陶进友倒是在家务农，但是他有七个孩子，也许是因为孩子太多家里太穷，他对陶中林远谈不上爱护，不满意了就暴打，让睡牛棚，平时还要带到地里干活。难怪五个孩子已经数次吃过流浪的“苦头”后，还要往外跑，原来那“苦头”比起呆在这样的“家”来说，竟也是“甜头”。
五个孩子的大伯陶进财家
这里亲情的淡漠让人吃惊，但又让人难以指责
“贫贱夫妻百事哀”，语出元稹的《遣悲怀》，本意是元稹在悼念亡妻，现多用来指贫贱的夫妻生活中有种种不如意。比如前些年常看到丈夫带着妻子卖淫的新闻，对于这样的夫妻，物质需求排在了前面，爱情就只能“哀”了。而对于贫贱的陶家，亲情也只能“哀”了——
“我不要了，他们爱到哪里就去哪里。我们现在在外边打工也难”，在几个孩子前几次流浪被收容时，陶元伍曾这样对民政局说。而陶元伍的妻子改嫁后就完全抛弃了这些孩子。五个孩子这次失踪后，他们的亲戚和家长也没有像城市里走丢孩子的家属们那样着急，而是反应平淡。
《人民日报》昨天刊文《毕节五童之死家庭责任莫忽视》，对陶家的家长提出批评——“这一惨剧也警示我们，养护孩子，让他们健康成长，是监护人不可推卸的责任……（迫于生计）不意味着贫困家庭、外出打工者家庭就可以在养护孩子上‘大撒把’”。
然而据《北京晨报》报道，“中国5800万农村留守儿童超一成三年没见过父母”，可见外出打工的父母对子女疏于关爱是“现象”而不是“个案”。这种“现象”的形成是因为外出打工群体特别“没人情”吗？
上世纪90年代，以丝织业闻名的四川南充曾出现外来妹“跳江潮”，原来这些农村女孩到了城市后，被城市的灯红酒绿吸引想留下来，就和当地人谈恋爱，结果出现好多被欺骗等情感问题，导致轻生。——由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人都有对自己生活的憧憬，五个10岁左右的孩子都爱往繁华的毕节市区跑，成年人也一样。做父母的也有对自己个人生活的算计，指望他们“绝对无私”的为孩子不过是种美好想象。
02 谁夺走了他们的家
我们嘲笑印度的贫民窟，然而印度没有留守儿童，贫民窟也是家
中国的一些专家、官员（如温铁军）去南美和印度转了一圈之后，回来就大发感慨说那个贫民窟实在太糟了，我们中国可不能重蹈覆辙。然而学者郭宇宽说得好：印度的贫民窟脏乱差，但人家住里面的人是“业主”。
全世界解决“三农问题”，几乎走了同样的一条路——即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融入工业化，然后释放农村土地，实现农业工业化、农民职业化。而这种转移，必然会在城市形成移民（贫民）住宅区。无论是当年的欧美，还是现在的南美印度，都有城市贫民窟。然而中国却走了另一条道路：那就是不允许有贫民窟，却允许有工棚。工棚和贫民窟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只能住劳力，后者却能住家庭。所以有贫民窟的印度虽然更穷、更挤、更乱，但是就没有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概念。
印度贫民窟里孩子和父母在一起
为什么这五个喜欢城市的孩子不能和父母一起在城市有个家呢
陶氏兄弟也说过要把这些孩子带去深圳，那么为什么又没带呢？其实看看我们经常接触的新闻就明白了，什么“棚户区火烧连营”，什么“城中村拆迁”，什么“打工子弟小学关停”，什么“桥洞下铺设水泥锥”……。
在我们的城市规划中，就是规划了城市廉价劳动力的位置，但没有规划贫困移民的位置。所以城市需要青壮劳动力来“做奉献”，却不容许他们扶老携幼、拖家带口来“添负担”。而这些青壮劳动力也不能长期呆在城市，等他们老了，也希望他们回老家“养老”，这就是所谓的“35岁现象”。
反观南美和印度呢？它们的贫民窟当然有很多问题，比如去年有个新闻，说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治安很差，警察都不敢去，所以巴西搞了一次和平行动，让海军陆战队和贫民窟里的黑社会打了一仗，最后把那个贫民窟给“解放”了。但在那样的地方，照样有政府办的学校和医院，政府是为城市贫困移民提供生活必需福利的。陶家这五个喜欢闹市的孩子，如果在城里能有个这样的贫民窟住着，会更差吗？
然而不用说提供福利，我们城市里农民工在郊区自助搭建的棚户区，哪怕你已经住了十几年，还不是被哪个领导看不顺眼了，说推就推掉了？在这一点上，印度的“农民工”要幸运得多。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去印度考察，发现在印度首都德里的核心区——也就是相当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附近，就有一处“私搭乱建”的贫民窟，他们的考察队伍进了这个贫民窟后，里面的人就围过来哭诉，说政府要赶他们走，但补偿的钱不够。也就是说，在印度，政府要让城市移民搬迁，是要给补偿的。可我们这里天天拆城中村、拆棚户区，为此补偿过房东、地主——主要就是那些本地农民，甚至把一些本地农民补偿成了富人的都有，但是因为拆迁而遭受损失的农民工获得过一分钱补偿吗？
村里的家圈不住人心，城里又被剥夺了“有家”的权利，孩子们就成了野草
不是任何地方都适宜农业人口生存，在毕节这样的山区，可耕种的地少且不适宜机械化操作，所以人多了粮食不够，人少了劳力不够。住在这里，没有希望，外界一旦开放，那几间土坯房就圈不住人心。而迁移到城市里，哪怕同样是居于陋室，甚至是更小的陋室，这也是陶氏这类家庭希望的起点。
那么他们到底有没有在城市安家的权利呢？
当然是有的，而且这个权利的实现不能只找市场不找市长。因为中国的城乡格局之所以是目前这样，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操控的结果，而不是自由发展、市场调配的结果。那么作为昨天政府操控的牺牲者，今天要求政府以提供城市安家的措施作为弥补，是可以理直气壮地。我们不能在让人家牺牲的时候讲计划、讲奉献、讲集体，在人家要追求幸福的时候又讲市场、讲产权、讲竞争。
然而大部分城市管理者的视野里哪有这样的权利，他们看到的只是农民工能把血汗留下。
三亚“铁锤行动”强拆棚户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