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铁道游击队史略(二)

2013-01-11 16:45:21   来源：枣庄党史网   

　　二、飞虎队传奇——铁道游击队茁壮成长
　　杜季伟，1911年生，山东省苍山县人。1933年临沂乡师毕业。1938年初参加抗日游击队。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到铁道游击队前是苏鲁支队二营副教导员。他文化水平高，组织能力强，能歌善舞，常自编自演一些文艺节目活跃部队，是一名优秀的基层政工人员。当铁道队要求派政委时，支队领导就把这一重任交给了他。
　　刚刚成立的鲁南铁道队，共有11名成员，两支短枪。队员多数来自于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他们饱受资本家和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和奴役，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但长期的“偷”、“抡”、流浪生活，又使他们染上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散漫作风。在他们身上既有行侠仗义、除强扶弱、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一面，又有打架斗殴、歪戴帽子斜楞眼，不骂不说话及赌博、抽大烟等流氓无产者习气的一面。即便是身为一队之长的洪振海，也主要是靠江湖义气和个人威望来领导这帮弟兄。当时在铁道队里流传着这样的口头语：洪队长讲话，连熊带骂。
　　如何将这支仅具雏形的松散队伍培养改造成一支能在敌人心脏纵横驰骋、有战斗力的精悍武装呢?杜政委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特别沉重。他上任后，笫一件事便是按山里八路军的作风条例为铁道队制订了纪律和规范。但是队员们却不买他的帐，就连开个会也集合不起来人，往往是洪队长连熊带骂地把人召集到一起，而队员们对杜政委说教式的讲话根本听不进去。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调查，杜季伟认识到：将管理正规部队的那一套原封不动地搬来管理铁道队是行不通的，必须根据铁道队的实际情况进行循序渐进的说服教育工作，且方法上要灵活多样，不能动不动就开会。可以把需要开会讲的内容放到个别谈心里去说，反正铁道队人也不多，何必摆出一副政委架式去教训人呢?此后。杜季伟就特别注意和队员们在生活上打成一片，看到他们喝酒就跟着喝几口，在喝酒中讲山区八路军的艰苦生活；看到他们打牌，就凑上去来两把，在打牌中讲山区八路军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知道到他们去嫖妓，就和他们讲山区八路军的严明纪律。杜政委见队员们不仅听得津津有味，有人还感动得掉下泪来，于是他趁机说：“我们也是八路军，是不穿军装的八路军，我们肩上担负着特殊而光荣的使命。没有严明的纪律，万一出了事，牺牲自己事小，完不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有何脸面去见山里的老大哥呢?”这些血性汉子最怕人瞧不起自己，听了政委一席话，个个都表示一定要改掉自己身上的坏毛病。杜政委就势引导大家建立了“戒烟戒酒理事会”，部队作风从此有很大进步。当然，想让他们一下子改掉多年养成的坏习气也是不现实的，只能随时发现随时说服教育，一般情况下队员还是能够知错就改的，但也有例外。有一次队员徐广田外出执行任务不利，烦恼中喝了一肚子闷酒。回队后杜政委见他满身酒气，就批评了他几句。徐广田本就窝火，经政委一批评，顿时酒力上涌，顺手抓起一根树枝，照政委身上乱抽一气，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你算老几?敢管我！” 杜政委身上虽被抽得鲜血直流，可他并不还手，只说了声“广田， 你喝醉了”，就让人扶他休息去了。徐广田酒醒后非常后悔，要给政委磕头赔礼，政委抓住徐广田的手说：“知错能改就是好兄弟。”徐广田当众发誓说：“奶奶的，我今后再也不喝酒啦！” 杜季伟经过两个月的考察与培养，先后吸收了王志胜、赵永泉、徐广田、曹德清等人加入中国产共党，并建立了党支部。共产党员成了铁道队的中坚力量，队员中打架斗殴、吃喝嫖赌现象大大减少。
　　1940年4月，炭场子的规模不断扩大，由原来的一个炭场发展成为两个炭场和3个焦池。经济收入有了较大增长。为了有计划地利用资金，队领导经研究决定：将每月收入的50％留作生活费和情报活动费，40％留作购置武器弹药费，10％留作办公费。这一措施的实施，不光有效地避免了挣了钱就吃光花光的挥霍浪费作风，还能节省下钱武装自己和支援山区部队。
　　鲁南铁道队的队员这时期也有较快的发展，基本队员已增加到15人，另有近百名外围人员。对基本队员，铁道队作了明确分工：有搞侦察的，有扒火车的，有掩护的，有运输的，有看门的，有经销煤炭的。对外围人员，也帮他们建立了十几个联络站，有情报先送给联络站，由联络站再送铁道队，情况紧急时也可直接送给铁道队。通过明确分工，不团结的现象减少了，“偷”的效率提高了，情报的准确度也增加了。队里还按队员贡献大小实行奖励政策，使队员的工作积极性大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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