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称王沪宁考研复试迟到被照顾 因文章出众
2014-01-13 11:30:38 来源：东方早报
在复旦国务学院组织的口述访谈中，许多像这样罕为人知的轶事被记录下来。此外，通过访谈对象讲述个人经历的跌宕，时代更迭的风貌亦得以一窥。
1960年，国务学院编写“毛泽东思想专题”教材，校对工作由学院资料室负责。“校对时有一个错误没发现，其中一条材料是引自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节日》的，时间是1959年10月1日，但是打成了10月10日。结果印出来之后，就开了全系教师大会进行批判，按规定我要被撤职。”40余年后，当时的许多细节，复旦国务学院副教授祝启秀仍历历在目，“资料室的曹沛霖老师第一个就哭了，我也哭了，我说‘这是从我手上出去的’。结果大家都做了检讨，我就等于‘打入冷宫’了，以后在资料室写个条子都要经过批准。”
类似的故事在那个年代并不罕见，个体口述的记忆碎片折射、拼合出时代集体记忆的图景。
口述局限：遗忘与虚构
“目前口述史最大的问题是专业人员太少。”这句话反复被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钱益民老师提及。
“由于口述史学的特殊性，很多成果不被学界认可，研究口述史的专业历史学者并不多；然而与此同时，口述史研究却要耗费很多人力，所以必然需要学生志愿者。但访谈者如果对时代背景和采访对象生平了解得不够多，提问就容易不得点。”
复旦历史学系副教授陈雁为志愿者们进行了培训，重点讲解了正式访谈前的准备工作与访谈中的注意事项，并特别强调设计采访问题的重要性。对于此前全然不了解何为“口述史”的刘剑而言，这让他较全面地了解了口述访谈的技巧与方法，“访谈时面对突发状况才能hold 住”。
口述史学的史料价值本身就被专业历史学研究质疑，尤其是在校史的研究上，陈雁老师的著作《师道：口述历史中的复旦名师文化》甚至不能被计入她的学术著作之中。这一方面是由于口述史学客观存在的“遗忘与虚构等问题”，一方面也是因为很多归类为口述史的著作并不符合专业口述史研究的规范要求。
但是实际上口述史学并不简单，它需要大量时间精力的投入与专业的研究人员。陈雁老师的《师道：口述历史中的复旦名师文化》一书，30万字，从准备工作开始到成稿在20多名学生的协助下用了整整3年，这并不亚于一本学术专著的写作时间。
口述史做好更不容易，要对历史背景、访谈对象有着全面的了解，和访谈对象建立起良好的关系。钱益民老师指出，院系甚至包括自己做的一些口述史项目只能称得上是记录而不能作为研究证据，“我做口述史十年，直接可以作为史料使用的只有两位老师访谈，这要求访谈人有着极其良好的记忆力和清晰系统的表达，大部分的访谈都需要我们多次就一个问题谈多次，靠研究者敏锐的发现大量记录中的线索，才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毋庸置疑这对研究者历史知识、访谈技巧、分析能力都有高要求，更不要说辨析查漏，尽量减少口述中必然存在的记忆的遗忘和虚构问题。也正因此，复旦大学口述史研究中心主任金光耀教授在做自己的“文革”史研究时，坚持每场访谈都亲自参加。
这正是院系的困难之处。虽然国务学院已经请来陈雁老师给志愿者培训，向志愿者开放原始资料，明确规范流程，新闻学院也安排了培训计划，但是专业素质仍是难以快速解决的问题。
新老对话：本身是创新
尽管复旦的学生志愿者在做口述史时可能无法像专业学者一样专业，但是学生做口述史却别有一番好处。学生参与复旦校史的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连结，与老先生们交流，谈他们的人生，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受的教育远远超过了访谈中呈现出来的东西。80岁的老教师与20岁的青年学子，隔着半个多世纪的光阴进行对话，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对于刘剑而言，除了从老教授的人生阅历和学术修养中获益匪浅之外，他还深入地了解了院系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只在这儿度过四年的普通学生，参与到口述院史的整理过程，也算是留下了自己的价值。”(特别鸣谢《复旦青年》记者钟凯旋、余翔、胡伊人对此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