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60%企业家认为改革最大风险是利益集团掠夺红利
2013-11-09 09:10:29 来源：中国经营报
更为具体的，对于是否建立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制，仅有19.57%的人认为“有必要成立，且能发挥重要作用”，而大多数人(76.09%)或者认为没必要，或者认为即便成立了也只能当作参谋机构，难以总领全局。可以推想，依靠新设的专门机构推进改革，并不为受访者们看好，他们更看重的，是现有机构和机制对于改革的决心与能力。
尽管在顶层设计、渐进改革的必要性上有强大共识，受访者们对于改革的实际突破口的选择，观点却相当分散，7个选项中，最为集中的是“没有固定的突破口，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恰好可以作为其余6项得票数相当的注解，也凸显在“如何改革”上的共识匮乏。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成为受访者们所总结的晚清改革史的第二大教训，相对更为宏大的顶层设计，这或许亦可作为技术层面的考量。他们提出，“保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是发展的前提”；“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改革循序渐进，中央要有真正的掌控力”；“加强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正确处理中央地方的关系和平衡”；“放权应当适度，提高中央调控的公信力和明确方向”；“中央权威十分重要”……
如果问卷样本数量放大后，还能保持类似比例，或许可以推断：企业家们对于今后的中央权威有相当高的期待，对于此前的放权力度、分寸则有一定的保留意见。的确，从清末的改革实践看，中央无序、甚至被迫放权，导致国家机器的整体效率降低，强化了地方离心力量(参阅雪珥相关著作)。
权力与资本
对于“晚清时阻碍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最关键因素”，集中于“政治法律制度”(53.62%)与“文化历史传统”(39.13%)，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道德水平”的极少。这或许可以表明，受访者们并不认可经济发展水平对于规则建设有着决定作用，也不认可“道德血液”的作用。
得票最高的“政治法律制度”，是有形的、务实的操作层面；而得票第二的“文化历史传统”，是无形的、相对比较务虚的层面。从晚清开始直到民国，将改造国民性作为中国富强的前提条件，有着相当强大的思潮，但在实际操盘层面上，往往容易走进“文化决定论”的怪圈中，不仅难以如聚焦“政治法律制度”那样，拿出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而且最终容易陷入原教旨式的意识形态纷争之中。选择“政治法律制度”的受访者，多于选择“文化历史传统”，如果样本数放大后依然如此，大约可以推论说，在企业家阶层中，重视务实操盘者或许更占优势一些。
在中国长达150多年的近现代改革史中，“权力与资本”的关系一直是个难题。以泛道德论的舆论来看，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天然是恶的、并且一贯是恶的。但是，考诸历史，并非如此。150年前的先贤们开始改革时，中国并不具备推行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绝非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水到渠成的产物，而是为了救亡的需要，拔苗助长般地催生的——催生的主要力量，就是公权力。彼时的公权力，不仅为现代化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投融资平台、信用交易平台和监督平台，更是直接提供了资本、市场、企业家身份保护等“特供资源”(参阅雪珥有关“权力与资本”的文章)。只有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才能更理性地厘清为何当下中国依然存在着公权力对于资本的强大影响力，这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体制选择与制度建设的问题，而有着强大的历史惯性，甚至在某些时段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厘清这些，是兴利去弊、进一步改革的前提。
在本次访谈中，有高达84.06%的受访者认可了“权力的扶持，在发展初期的确是重要的、必要的支持”，而仅有15.94%的人认为“权力的介入，自始至终都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伤害”。这样的判断，我认为不仅符合大历史的真实，也符合30多年前当今改革开放刚推行时期的历史真实。权力对于资本的影响，并非天然“善”、亦非天然“恶”，是双刃剑，关键在于权力运行的路径、方式、分寸等。
至于权力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过大的作用，有47.83%的人认为这是“制度安排的问题，可以通过体制改革解决”，49.28%的人认为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决定的、短期内无法改变”。
在肯定权力在发展初期对于资本有着“正能量”之外，相当多的受访者呼吁要尽快减少权力对经济的干预，这也成为他们总结的晚清改革史的第三大重要教训。受访者们指出，“尽早建立市场规则，维持规则的公正与公开”；“减少公权力对经济的干预，发挥市场的作用”；“公权力要受到约束，政府的干预力度要逐渐减少”；“政企分开，释放经济活力”；“防止官商不分”；“政企分开很重要”；“减少公权力对经济的过多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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