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研中心:1个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为8万
2013-03-30 14:46:12 来源：新京报
新京报：这个数字是如何测算出来的？
金三林、许召元：2010年的时候，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课题组对重庆、武汉、郑州和浙江省嘉兴市的市民化成本进行了重点调研，调研主要采用座谈会和访谈的形式，各个城市的教育、医疗卫生、民政、财政、公安等相关部门参加座谈并提供了详细的资料。
新京报：为什么选了重庆、武汉、郑州和嘉兴这四个城市，而没有选择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作为调研对象之一？
金三林、许召元：这和我们的课题定位有关，我们是为全国范围的城镇化提供决策参考，需要在样本选择上突出代表性，这四个城市分别位于我国的东、中和西部地区，其中武汉、郑州和重庆为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嘉兴为东部地区的地级市，因此对分析我国大中城市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北京、上海、广州，属于特大型城市，都有其特殊之处，如果调研这些城市，只能够反映这些城市的成本测算，缺乏代表性。
新京报：北上广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是否更高一些？
金三林、许召元：没有具体的测算，不过根据其他城市的调研，北上广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显然要高得多。
新京报：一方面，在一线、二线、三线城市之间，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之间，不同的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各不相同，另一方面，不同的农民工之间，由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子女情况等因素，差别也很大，如何平衡这些差别？
金三林、许召元：你说这两点，也是我们调研时遇到的难题。从来源地看，有的农民工来自于本市，有的来自于市外省内，有的来自于外省。从年龄看，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较为年轻，但也有许多第一代农民工仍然在城市打工。其他的还存在诸如性别、受教育程度、子女情况等多种差别。不同地区之间的农民工，我们对其市民化成本采取单独测算，不同“身份”的农民工，我们采取代表性的处理，就是涉及的数字，一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字，选用平均数。
新京报：就是设计了一个农民工的“标准像”？
金三林、许召元：对。为简单起见，此次调研报告对代表性农民工有一个主要的假定。
年龄上，将代表性农民工的年龄设为29岁；退休年龄设为目前男女职工的平均退休年龄，即55岁，农民工寿命设为当前我国平均人口寿命，即73岁。
代表性农民工所扶养的人口比例，我们采取全国平均水平，即每个劳动力扶养0.714个非劳动力。当然，前提是假设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所扶养的人口也随之市民化。
同时，不考虑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其所承包的土地等置换或相关费用，仅考虑打工地政府赋予农民工与本地市民同等公共服务所需的支出。
许多城市已经给予农民工一定程度的公共服务，例如许多城市已经给予农民工子女教育权利，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考虑农民工的需求等，为简单起见，本文仅考虑新增一个代表性农民工，并给予其市民化待遇所需的成本。
新京报：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建设部、中科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多家机构都有调研，结论也不相同，为什么会这样？
金三林、许召元：确实，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究竟需要支付多少成本有多种估计，各种结果也相差很大，这为政府决策带来了困扰。总体而言，目前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估计，大多依靠一些公开资料，缺乏对政府实际支出的实地调研分析，加上不同机构对“农民工市民化”及其成本的定义不同，样本选择的不同，成本的内容不同，调研的方法不同，存在差别也是正常。我们这个课题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有一定代表性的四个城市的实际调研，从而进行具体细致的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