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疑坐17年冤狱5人均被逼供1人被打骨折
2013-01-30 09:31:47 来源：法制网
纠问式庭审的恶果
如今，田伟冬等人的案子已复查多日，官方一直未公布新的进展。这让家属们心急如焚，也让公众心存疑惑：当年的“冤案”到底是谁办的？怎么办的？
法治周末记者来到萧山公安分局，以期了解案情，该局政治处副主任胡早玲表示，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不好作出任何回应。
据媒体报道，该案当年一审的主审法官目前已升任杭州市某区法院的院长，当时杭州市检察院两名公诉人(代理检察员)，一个现任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某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另一位是杭州中院的党组成员。
前述知情律师表示，参与前期侦办案件的民警涉及原城厢镇派出所、原萧山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后期有杭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民警。
今年1月4日，浙江高院决定对田伟冬等人抢劫、盗窃案立案复查，这起案件能否进入再审程序，目前还无法得知。
多名辩护律师向法治周末记者直言，这起17年前的“冤案”之所以会发生，要站在当时的司法环境下看待问题。
律师王建军告诉记者：“过去的庭审质证程序淡化，律师很少有机会说话。”
他坦言，过去的法庭庭审与现在庭审不可同日而语。原来的庭审是纠问式，法官占主导地位，开庭的前半部分几乎都是审判长跟公诉人的事情。直到辩论环节，才轮得上律师登场。但是在辩论环节，律师也仅仅是宣读自己的辩护意见。
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1996年，恰逢我国庭审制度变革，当年的刑事诉讼法有了重大的修订，引入了强烈的控辩对抗因子。至此，庭审才开始由纠问式转向控辩式。
以往的纠问式，审判长集侦查、控诉、审判职能于一身，不论是否有被害人或其他控告，根据职权主动追究犯罪，被告人是被审问、受追诉的对象。而控辩式则不同，美国大法官杰克逊的话来说，就是“让双方打仗”，法官成了“裁决者”。
1997年1月1日，刑诉法第一次大修生效。修订后的刑诉法第162条第3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一“疑罪从无”原则作为一大亮点，蕴含了人权保障的进步理念。
但是，虽参加了有关新刑诉法的培训，也了解什么是疑罪从无原则，站在当时的环境下，王建军在参加辩护时，还是“不敢强硬地提出”。
田伟冬二审辩护律师辛本峰认为，这次错案不管是谁查出来，都是一次司法的进步。“自己敢于揭短，对公安来说也是好的。否则的话，他们内部就可以销掉，也死无对证了。”
有关法律界人士表示，相比于赵作海、佘祥林，田伟冬等人有着更幸运的成分。“前者是因为名义上的死者突然回来了，案件得以被动地重新复查，是自下而上的纠错。而后者不同，是公安内部发现线索后，产生的一次自上而下的纠错。”
杜绝刑讯才是根本
据多家媒体报道，当年田伟冬等人由死刑改为死缓，也颇费周折。
法治周末记者在浙江高院的判决书上看到，法院认定该案“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陈建阳、田伟冬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单独或分别结伙采用持械威胁或暴力手段，劫取他人财物并致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予以严惩。”
浙江高院认为，原审判决定罪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唯对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所犯的抢劫罪的量刑不当，应予改判。
至于改判的理由，判决书中唯一能找到的，就是“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
知情人士透露，浙江高院发现该案证据存在诸多疑点，最主要的是移送材料中没有指纹证据，依据“疑罪从轻”，留有余地判了死缓。
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疑罪从无”原则的产生背景是无罪推定原则，还有一个就是保障人权的原则，只要不能证明别人有罪的时候，就得假定别人是无罪的。
至于“疑罪从轻”，田文昌表示，这是一种折中的做法，“留有余地，既不敢判，也不敢放。”实际上，“疑罪”无非就是有罪或无罪的情况，在重罪与轻罪之间可以选择“疑罪从轻”，在罪于非罪之间选择“疑罪从轻”就是明显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
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原则并没有明确地落实到位，“疑罪从轻”的情况比较多。田文昌认为，究其原因是因为有罪推定观念的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就是重刑思想依然难以改变。
纵观近几年来，不乏有冤假错案见诸报端。田文昌非常沉痛地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我希望通过一个个沉重的教训，敲响警钟，认识到这里面的问题。”
作为“中国刑辩第一人”，田文昌在刑辩实务中接触过不少因有罪推定导致刑讯逼供的案子。他告诉记者：“现在很多冤假错案中的非法取证，最主要的一种方式就是刑讯逼供。”
2010年6月13日颁行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规则的出台就是为了遏制刑讯逼供，但在实施上依然步履维艰。
“审讯时同步录音录像的问题、监所外提审的问题、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目前仅凭宣示性的口号，缺乏保障性条款，很难落地。”令田文昌忧心的是，刑讯逼供如果不能真正遏制住，冤假错案就永远消除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