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生400元资助到手仅40元续:受助者超3千人
2013-03-20 16:00:25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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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资助贫困学生的捐赠活动，机缘巧合，18年后曝出风波：原本400元甚至更多的捐款，到受助者手里只有40元。捐款到底是怎么分配的？剩下的钱去哪里了？捐助者的回信又去哪里了？调查组的结论似乎并不能解释所有疑问。
翻出陈年旧账也不是大家的本愿，但爱心传递过程中的纰漏若不及时堵住，难免不会伤及善良人士的热情。在信任本就稀缺、易碎的今天，它远比具体的金钱数额珍贵。”
小喜
1995年9月的某一天，戈坪小学5年级2班的陈小喜接到了班主任递过来的40块钱。11岁的小喜拿着这笔“巨额”款项，对附带的一张“希望工程1+1结对救助卡”没有更多认识。
周末，陈小喜将钱从戈坪小学带回到了舍龙村的家中。他回忆，在当时的江西省吉安地区(现设吉安市)戈坪乡，40块钱够维持一个人生活数月。周一返回寄宿学校时，他通常只从家里带两毛钱，用来买文具和其他应急消费；吃饭全靠自带，两罐子下饭的萝卜干、豆干，一星期的米饭，用学校的锅蒸着吃。只有条件好的学生才能在食堂吃饭。
和小喜同班的邓文忠也接到了这笔40元的助学金。同样的，还有五年级1班的邓金平和3班的赵紫平。据邓文忠回忆，这些收到助学金的贫困生，事后被要求各自写一封感谢信寄回给捐赠人。小喜按照卡片上深圳市南山区“陈楚碧”家的地址寄去了一封信，邓文忠则向一名江姓的深圳人送去了谢意。
在那之后，他们表示再没收到过任何东西。
邓文忠不见回音，也就和其他同学一样将此事抛到了脑后。而小喜一直没放弃，他以每学期两封信的频率试着联系这位陈阿姨，1996年升入戈坪中学，他还没忘将通讯地址变更的事写在信里告诉阿姨，但依然杳无音信。
初中毕业后，小喜没有选择继续读高中，条件不允许。父亲早年因车祸截瘫在床，家里只有靠母亲种地维持。小喜去当了一个多月的民兵，随后回家跟母亲开始了务农：种水稻、种烟草。
但远在深圳的那位好心人，还在让小喜惦记着。“她是不是把我忘了？”小喜说。
陈阿姨
1995年的一个夏日，共青团深圳市南山区委来到了大汪山社区居委会，带来了“深圳南山——江西井冈山‘希望工程’1+1结对救助”的计划，倡议道：有条件的家庭可选择一对一资助，也可以多个家庭对一个受捐对象。现任团南山区委书记的刘菲菲查阅活动记录后表示，这是一次性的捐赠行为。
当时作为居民组长，陈楚碧女士决定自己出资捐助一个井冈山地区的孩子。她当时得知，供井冈山地区的小学生一个学年的费用要400元，于是她拿出400元钱，和其他几位居民组长、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钱和在一起，作为第一笔资助款寄了出去。
陈楚碧回忆，当时拿回了一张结对卡，上面记着与她结对的孩子名叫“陈小喜”，以及戈坪小学的通信地址。活动组织者告诉这些捐赠人：本着自愿的原则，以后各位可以自行给受助对象寄款项，团委不再统一组织。
于是从1996年到1998年，陈楚碧开始每年9月份前后给陈小喜寄去400元钱——能够支持他读完一年的学费。寄了4次，一共1600元。每次钱都是通过位于大汪山社区东北角的邮政储蓄代办处寄出的。“钱没有退回来过，说明都寄到了。”多年过去，陈楚碧没有留着当年寄钱的票据，邮政代办处的人也都不知情。
第一次捐款之后，陈楚碧很快就收到了陈小喜的感谢信；之后，她还能以大约每学期两封的频率收到信件，每封信的内容都是小喜在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以及家庭状况。陈楚碧则每每鼓励小喜，要他安心读书，还间或在信里夹带10元、20元或30元钱。陈楚碧就这样和小喜“通”了四年的信。
但是从没人提起过每年捐赠钱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