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功大师背后的大人物:老将军们抢着喝大师剩茶
2013-08-10 15:22:19 来源： 台海网
当时的中国刚走出“文革”阴影，1978年科学大会召开后，人们期待依靠科学追回失去的10年；“文革”中对传统神怪文化的压制又骤然消失。伪科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沉渣泛起。
迫于压力，6月5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向中宣部作了自我批评，省委书记杨超将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绵羊-山羊效应”一说曾流行于国外。特异功能“大师”和支持者被称作“绵羊”，反对者则是“山羊”，意指凶狠的“山羊”一出现，“绵羊”就要败下阵来；此时，“山羊”貌似取得首战胜利。
然而，6月18日香港《明报》发表署名李学联的文章《以耳认字，未必荒谬》，迅速扭转局势，四川方面重测唐雨，判定“用耳认字”是真的。
当时的普通民众根本看不到香港报纸，在陈祖甲看来，若非高级干部的意见，文章不可能对内地产生影响。
唐雨得到“正名”后，四川方面多次召开人体特异功能会议，时任省委书记杨超频频露面，强调特异功能重要性。受此鼓舞，几乎半个中国的省份先后建立了特异功能研究组织，不少由省领导挂帅。
当时中国科协下辖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副主编申振钰提醒南方周末记者注意时代背景，“当时刚刚改革开放，还在讲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些东西无法一竿子压制了，何况还有那么多上层人物的支持。”
20年的“斗法”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复杂性。特异功能的风起云涌很快引来了更多反对者，包括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于在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与“三钱”之一的钱三强同学。
于光远认为，哲学工作者在“特异功能”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状况。他1981年表示，原以为“这样的事闹腾一阵子之后就会自生自灭”，没想到愈演愈烈，“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申振钰正是在这时候接受于的委派，和一位同事分率两个实验组，到南北各省调查特异功能案例。她本就在北京看了多场特异功能表演，那些声称能用耳朵、腋部认字的孩子，“没一个老老实实认字的，到处都是动作。”
怀着充分心理出发的申振钰，在第一站云南就碰了钉子。她的经历足以说明，在高级干部介入下，去伪存真有多难。
申振钰和组员们在昆明待了一个月，当地始终表示：特异人不愿接受测试。从省科协到省委省政府，大批领导站在“绵羊”一边，省委副书记高治国称“人体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时任副省长马文东更成为调查的直接阻力。
反复沟通，提出共同设计实验，都不管用。申振钰感觉，在省部级干部层面，支持于光远的少之又少，级别更高的支持者倒是越来越多；她所率领的实验组在南方各省没能完成任何测试，于老筹措的5万元调查经费也成了后来20年里少有的资助。
高级干部的支持也转化为具体压力，叶圣陶之子叶至善曾向陈祖甲透露，叶老在《人民日报》发文批评“耳朵听字”后，很快受到责难，“有的是从上面来的，好像是（叶老）犯了错误一样”。
“人体科学”的魅力还进一步渗透到渴望养生保健的老干部中。1982年，后来“大师”中的领衔人物张宝胜被引荐到一位“中央同志”面前表演特异功能，这段经历成为张宝胜行走江湖的重要资本。
而现在的王林，正是在当时被各方邀请治病，时为“人体科学工作组”发起人的伍绍祖，还为王林题字——“超于常理之外，合乎情理之中，发展人体科学，造福中国人民”。
据于光远回忆，自己的介入让“大师”们紧张，后者于是想办法到“中央同志”那里去表演，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发展空间。
到1980年代中期“气功热”走向高潮时，“大师”与干部的结合已无处不在。作家陈放回忆他目睹的一场张宏堡发功会，到场副部长近20人，厅局级干部约200人，处级以下干部甚至被拒绝参与。支持者的级别节节高升，高级干部群体乐于为特异功能背书，很快将这股浪潮推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