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新政盘点：部分为短期政绩劳民伤财
2012-09-19 13:32:53 来源：廉政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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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如何续政
新官上任，尤其是走上一方主脑的要位，正是踌躇满志、豪气干云的时节。抓住今天、展望明天，但如何对待昨天？刚刚离去的前任，留下许多未完的工作。
纠结的问题摆在新官面前：是站在前任的肩膀上，一张蓝图绘到底，还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
新官主政一方，书写历史性的片断；而这些片断注定将连贯起来，组成一方的发展史。发展的河流，需要新的疏导，但并不需要太多的岔道。
新官指挥棒怎么挥，总是揪着百姓的心。
新官上任多“起事”
大多数新官上任，往往要烧出自己的三把火。
有些地方积弊已久，新官新政，借势打力，四两拨千斤，既是现实所需，也是干群所盼；有的运筹新的发展方向，拓展可持续增长的经济点，开发展新气象，福泽一方；但更多的新政，指向短期政绩，匆忙上马新项目大工程，结果虎头蛇尾，难以为继，劳民伤财。
当新政轰轰烈烈上马的时候，旧政如果没有得到继承，往往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导致前任一些好的政策，“沙滩流水不到头”，无法乾坤辉映。
烧旧弊气象更新
官场上的旧习气，是推行新政的最大障碍。新官上任，需要一个精干的队伍，因此这第一把火，往往要烧向吏治，“搅动一池春水”。
2007年以前，江苏省睢宁县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几年前，一位县领导初到睢宁任职，一位老副县长对他说，“老弟啊，你就准备搬自行车吧。”他以为这是说睢宁很穷，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老百姓经常会拿破旧自行车堵政府的门，一堵一天，连想吃饭都出不去。社会不稳导致经济发展难上加难，在江苏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排名中，睢宁县均居全省末位。
“要改变睢宁，先改变干部。”2008年升任县委书记后，王天琦把施政的突破口对准了吏治。
首先从禁酒下手，“没有任何例外，一律禁酒”。2008年上半年，一共有18名机关干部因为中午喝酒被免职，其中包括民政局副局长和镇长。从下半年开始，几乎再无人举报干部喝酒的事情了。
2008年7月，王天琦提出干部拉练，“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为老百姓做实事”。挂出“作战图”，列出“时间表”，立下“军令状”，实行定期观摩考核。对于拉练中表现优异的干部，火线选人用人，不受台阶限制，不受门槛限制。
一个月后，当地报纸以4个整版的篇幅，公布了睢宁县领导干部职务分工和联系电话，一时间洛阳纸贵。
同年10月，王天琦将县委常委会搬到睢宁剧场，800余名普通干部群众代表旁听会议，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同步进行现场直播。最令人震撼的是，现场公布了软环境专项评议的投票结果，根据投票结果，县交通局党委书记、睢城派出所所长等4名领导干部被当场免职。
集成化的制度、系统化的改革，睢宁县有了明显变化，由全省信访重点管理县变成信访工作先进县。经济发展也上去了。2010年，睢宁县财政收入是2007年的4倍。
一系列改革，也受到了上级的肯定。2009年，睢宁县被中纪委和中组部列为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试点之一。
睢宁以“小县城大吏治”而夺人眼球，更多的地方，新官上任，也许动作没有这么大，但都会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程度上进行一些吏改。
2010年7月，毛万春调任洛阳市委书记，再一次带去了他作风整顿的杀手锏，让当地干部坐立不安，“开毛书记的会，直流汗”。毛万春最早为人熟知，是2009年底，在河南许昌市委书记任上，因一位区委副书记的发言空洞，毛万春直接把他赶下了台。这被认为是毛万春抓务实作风的经典案例。
甚至在省级层面，整风也常被当作新官施政的先锋。
2010年出任山西省委书记后，袁纯清在全省掀起大规模官场整风运动。仅当年8月至11月底，山西省连续9次开展整顿作风的专项检查行动，共有421名官员被处分，30名官员被摘“乌纱帽”。
闯新路拨云见日
比吏治整顿更直接的，是新的施政纲领，新的科学发展思路。
当前，盲目追求GDP、不顾环境、透支资源的现象比比皆是，但有些新官上任，却有勇气放弃眼下的GDP成绩，而寄眼于长远，为一方的可持续发展寻找新的出路。
2003年，杨喜军刚到伊春主持工作的时候，也是伊春最为困惑的时候。 “中国林都”伊春，以前无论干什么，都离不开砍树、卖树。多年砍伐下来，伊春已经到了几乎无林可采的境地，拖欠职工工资达14亿之多。
2003年，红松采伐还被允许，并且每年经济效益近1亿元。但天然红松林从开发初期的120多万公顷，已经锐减至不足5公顷。“发展经济不应以环境的巨大污染和破坏，不应以吃子孙饭、断子孙路来换取。”杨喜军说。
同一年上任伊春市市长、林管局局长的许兆君，公开承诺“绝不向森林资源伸手”。
伊春全面实行了“严管林”和“停伐红松”两大举措。同时对现存中龄红松活立木实行每木建档立卡管理。“只有把资源保住了，把现有的生态保住了，伊春才有条件发展、才有可能发展。”
经国务院批准的“林权制度改革”于2006年初推行。2007年，伊春多造8000多公倾林地；试点林地里，种上中药材，经济发展多样化……同年，伊春以其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被联合国评为“世界十佳和谐城市”称号，成为惟一获此殊荣的中国城市。
山穷水尽时，带出一片柳暗花明，固然难能可贵。但也有一些地方新的当政者，肯将现成的资源封存留给后人，而自己独闯新路，与一些地方透支财政大建快干的做法相比，这样的魄力，格外值得尊敬。
2006年，山东兖州小孟煤矿完成详细勘探，探明储量2亿多吨，开采后每年可为地方带来5000万元税收。开还是不开？经过激烈的争论，兖州市决定放弃开采，全面封存。“挖煤这个钱来得快，可是空气污染了，地面塌陷了，群众生活质量降低了，这不是科学发展观。”济宁市副市长、时任兖州市市委书记的韩军说，“把资源留给下一代，这也是政绩观，是一种注重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观。”
放弃靠煤吃煤的勇气，需有开发新经济增长点的底气。兖州市通过发展替代产业，崛起了造纸包装、橡胶轮胎等新兴产业集群，吸引了6家世界500强企业投资。煤炭产业在其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过去的50%下降到不足20%。作为一个资源型城市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转型。
“急火烹不出老汤”
有些新官上任所立的新项目，却是指向“外表光鲜”的政绩工程，“流行”项目、大型工程，缺乏论证，没有前期充分准备，就敢匆忙上马，却不顾这些项目是否合理，是否拥有生命力。
一个当年财政收入只有约3000万元的贫困县，却声称要斥资60多亿元建新城。两年前，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被曝出，新城烂尾多年。
当年准备如何支付巨额的新城建设资金呢？
“除少数政府机关自筹部分资金外，前期建设资金主要靠各建设单位垫资运转，政府给承包商打白条，承包商再给工程队打白条”，“类同空手套白狼”。
新城区烂尾，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自动工以来，就不符合该县原来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能快就不要慢”的风气下，清水河县的新区项目未获批时，便已投建。后逢国家宏观调控，项目流产，新区建设资金链断裂，造成烂尾楼一片。近十幢簇新的机关大楼，晾在山坡上，成了野鸟天堂。被当地群众戏称为“鸟巢”。
新城区建设开工于2002年。此前一年，下派干部张亮和云院祯来到清水河，分别任县委书记和县长。如今，二人早已陆续被调回呼市。
2008年2月，修改过的清水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才获得通过。然而，此时已回天乏术。清水河县政府重启停滞10年的旧城改造。
清水河的教训已经明明白白，但更多的同类“豪情”仍在前仆后继。
2011年10月，河南驻马店汝南县在梁祝镇“梁祝故里”景区搞了盛大的揭牌仪式，但除了“梁祝故里”牌坊、通往“梁祝墓遗址”的路和部分枯萎的景观树外，这个景区至今没有新的进展。
2010年，山西省娄烦县提出打造“孙大圣故里风景区”。两年过去了，除了绿化的5000多亩荒山以及四层楼高的接待中心外，景区其他规划还都没有实施。
调查显示，两个景点都存在资金不足、缺乏深厚的文化支撑、与其他景区相距交远等问题，难以形成旅游环境。
两故里的烂尾警醒不了类似的项目，大批打着复古旗号的城市建设仍在匆忙上马。
河南开封拟千亿“再造汴京”；山西大同2008年开展耗资上百亿元的古城再造，西夏古城项目今年2月在银川市西夏区开工建设……
急于求“成”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从已有的教训来看，不知道这些项目是否准备好了，不知道这些地区未来的接班人，会面临怎样的摊子。
“好酒还得靠陈酿”
新官“起事”容易，可如何对待旧政，更是考验。随着地方主位上的辞旧迎新，往往前任的善政得不到继承，此前规划好的项目、工程等，也可能被弃旧迎新，政策得不到延续，无法形成陈酿好酒。
安徽省阜南县农机大市场的生死沉浮，就是换届后发展政策改弦易辙现象中，一个以微彰著的个例。
阜南县农机大市场当年曾是阜南县县委、县政府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政府承诺，采取先租后征的方式供地，边施工边建设边报批，两年内办好征地手续。
为了进一步增强投资商的信心，阜南县委、县政府2005年专门下发了文件，承诺扶持和优惠政策。
项目建设开工时，时任县委书记、县长等县委、县政府和工业园区的主要领导均出席奠基仪式，电视台也做了新闻报道。
2006年8月，农机大市场前期工程约1万平方米的4幢主体展销大厅基本建设完毕，实际投资约1500万元。不久，该项目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土地使用证。
但此时，这已经变成困难的事。
此前两个月前，原县委书记、县长等人调离阜南县。
不久，阜南县政府下发文件，撤销原先为支持农机大市场下发的文件。
2007年11月，省上做出批复，征收包括农机大市场在内的集体所有土地，用于城镇建设。农机大市场还未出生就已夭折。
同样，官员流转，因为新的规划需求，才完工几年、十几年的建筑，被野蛮拆除的情况也不少。
2007年1月6日上午，在被称为“西湖第一爆”的爆炸声中，20多层、号称可矗立百年的浙大湖滨校区3号楼，在建成仅13年后轰然倒塌。“当时很多人的眼圈都红了”。其置换出的土地以24.6亿元的天价整体出让用于商业开发。可惜的是，5年后，这个商业规划仍在纸上。
武汉的首义体育培训中心综合训练馆，投入使用仅仅10年，因位于即将动工的辛亥革命博物馆和纪念碑之间，2009年6月，不得不为武汉耗资200亿打造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计划“献身”。爆破拆除前，这里的体育设施还相当完备，馆内还在不断地更新设备。
十几年，对于地方上来说，官员可能已经换了几届，新的规划、新的需求，催生着除旧立新的冲动，但对于这些建筑来说，它们还正值壮年，对于百姓来说，对这些年轻建筑的期许，还远未实现。
更多出自前任之手的工程，即使没有被毁弃，也可能面临被冷落的命运，其中有些可能在“出生”时就有先天的缺陷，但新官接手一地，任由好的工程被荒废、烂尾工程继续烂尾，那何尝不是时下当政者脸上的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