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中国收入分配混乱现象在大国中最严重

2012-02-29 09:07:19   来源:枣庄网整理   点击:
      2月27日,中国改革研究报告《消费主导中国转型大战略》发布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带来了他今年的两会提案:尽快推出收入分配方案改革和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本配置。

      “当前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市场竞争领域,既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又加大了投资过热。更重要的是很难体现出国有资本的公益性,不利于社会公平。”迟福林表示。

      当日的座谈会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表示,在分配方面的无序状态,恐怕中国的混乱现象在大国中是最严重的。他最近发现自己的工资条上,基本工资仅占整个工资条上收入的20%不到。

      “工资条越来越长这是不正常的,而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一拖再拖。”张卓元说。

      提高国企分红比例

      在张卓元看来,收入分配改革比垄断行业改革更难。

      “收入分配改革因为牵扯的人太多,垄断行业毕竟只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但是不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分配结构的调整也很难。”张卓元表示。

      在迟福林看来,当前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具有普遍化、加大化的趋势,增长主义政府的倾向已经形成,更重要的是,很难体现出国有资本的公益性,不利于社会公平。在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迫切需要以提高公益性为目标重新调整国有资本配置结构。

      对此,迟福林建议,把一部分国有资本从经济领域退出,重新配置到社会领域,使民营经济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二是逐步提高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争取在未来5年提高10~15个百分点,使国有资本尤其是资源性国有资本及其收益成为社会福利建设的重要支撑。

      张卓元也认为,国有企业利润上交比例应该提高,美国企业利润分红比例是26%,法国、瑞典等国家国有企业的分配比例平均达到33%。我们2010年分红上交还不到10%,这个太低了。

      “提高国有企业的上交比例还要明确一条,上交分红应该主要用于增加社会保障。”张卓元表示,有人大常委提出,社会保障基金要达到两万亿,而现在只有八千亿,连一半都不到。

      在张卓元看来,重要的一点就是,财政支出要向民生方面倾斜。“十二五”规划中财政支出用于民生的部分占的比例很小,大部分搞基础设施建设,这方面需要纠正。

      “当然中央的精神还是比较清楚的,财政支出应该向民生部分倾斜,应该规定一个比例。”张卓元表示。

      虽然收入分配改革困难重重,但国研中心研究员倪红日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上周在人大预算工委的会议上,倪红日就提出,通过资源价格的改革,来实现价、税、财、收入分配联动性改革。

      作为多年关注收入分配改革的委员,迟福林呼吁,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应该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同时建议年内广泛征求社会各方意见,出台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直接相关的配套改革方案,比如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等。


    “潜规则”导致税收增长过快

      当日的座谈会上,学者们认为,收入分配改革要与结构性减税相结合。

      张卓元表示,为什么我国财政收入占比那么高,跟增值税太高有关系。将来增加居民收入,增值税税率可以考虑降低。不过他也承认,这个很难。“哪届政府都很难下这个决心,因为会影响财政,但从长远来看,这是可以考虑的。”

      对于增值税税率过高,倪红日表示,从当初的设计和现在实际征收情况看,名义税率在国际上是中等水平,但问题在于食品和药品等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上,我国的增值税税率比较高。

      “有些国家是免增值税的,或者实行特殊的低税率,这样会大幅度或者说比较明显地降低人民日常生活当中食品、药品的价格,国内有这方面的呼声,但还没有占到主导地位。”倪红日表示。

      作为财税领域的专家,倪红日认为,一定要控制住整个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的增速。

    “以现在的比例,税收占GDP比重宏观上来讲并不算很高,关键是增速很快。说了半天要减税,但结果是增税,增长速度还是那么快。”倪红日表示。

      据她介绍,由于我国税法实施起来弹性很大,对税收更起作用的是地方计划指标,比如地方政府为了应付资金缺口,要求自己的税务机关完成一定的税收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指标,形成了征税的“潜规则”。

      “对税收真正起作用的规则在指标上面,而且弹性也在这。体制、机制决定了税收和财政收入就是这样高速增长。我反过来建议,既然用行政办法或者潜规则增加税收,那同样用潜规则可以控制这种增速,但现在看来南辕北辙。”倪红日说。

      她表示,现在的财政体制是刺激地方政府,激励它追求GDP,通过投资来建企业,通过企业搞税源,通过税源来提高工资中津贴的部分。

      “工资是中央给的,津贴就是当地自己创造的,这完全跟当地GDP挂在一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是财政体制本身的体制、机制如果不转变,就不可能从追求经济总量、追求投资转向公共服务均等化。”倪红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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